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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,京津冀的天空这样炼“蓝”

时间:2022年06月07日    热线:0311-85290821   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

  本报记者倪元锦

  十年前,热心环保的邹毅每天都会在固定点位拍摄北京天空,彼时灰蒙蒙的色调占据了大部分画框。有一年的秋冬季节,京津冀及周边多个省份空气重污染橙色、红色预警不断,PM2.5浓度甚至攀升到700至1000微克/立方米……

  不少市民对当年的情况记忆犹新:PM2.5“爆表”刷屏朋友圈,空气净化器、PM2.5口罩等与防霾商品愈发紧俏。

  空气污染拷问京津冀的同时,“呼吸保卫战”也就此打响。回望近十年来经济与生态的“双赢”之路,充满艰难。

  持续治理成效显著,后面还有硬骨头

  2013年9月,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。各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及措施,发力空气污染治理。

  2014年2月,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及三地相关协议的签署,在大气治理领域,三地践行“责任共担、信息共享、协商统筹、联防联控”,在燃煤治理、工业减排、机动车油品升级、散乱污企业关停、执法联动、标准统一、预报预警会商等领域,有诸多实践。

  此后数年,在国家层面,新环保法、大气法陆续颁布施行,环保警察、污染信息公开、按日计罚、行刑相接等制度亮出利剑。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,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,加大资源消耗、环境损害、产能过剩等指标的考核权重,推动着治污从“点头要干”化为“真抓实干”。

  此外,节能量、排污权、碳排放等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,从初步确立到日臻完善,撬动了常态化减排的杠杆,更是培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。

  2013年以来,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经济、人口、能源消费、机动车大幅增长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,针对燃煤、机动车、工业和扬尘等突出问题,北京先后实施清洁空气五年行动计划、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,通过“压减燃煤、控车减油、治污减排、清洁降尘”等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,实现了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,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“双赢”和可持续发展。

  以煤炭消费量为例,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副处长谢金开介绍,由2012年的2179.6万吨,下降至2021年的不到150万吨,优质能源占比达98.5%。

  偏重的产业结构、偏煤的能源结构、偏公路的运输结构,是河北省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。

  近年来,河北逐步从过去末端治理、应急减排为主的“打扫卫生”式治理,发展到对落后产能“啃硬骨头”式治本攻坚。例如,将国家要求的去产能范围,由钢铁、煤炭2个行业调增为钢铁、煤炭、焦化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火电等6个行业,对城市主城区企业实施“退城搬迁”,在北京、天津两市周边,推进保定、廊坊、张家口和秦皇岛的钢铁产能退出。

  天津则依托“双城双港”整体布局,在企业搬迁调整中,同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,发展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,加快钢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,启动实施荣程钢铁、天钢联合特钢超低排放改造。

  经过近十年的持续治理,京津冀及全国各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。

  2021年,北京市PM2.5浓度33微克/立方米,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;2021年,天津市PM2.5浓度36.9微克/立方米,比2013年下降62.3%;2022年一季度,河北省PM2.5平均浓度52微克/立方米,同比下降11.9%,各市全部退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“后十名”行列。

  显著成效背后,挑战犹存。

  “影响空气质量的内因是排放,外因是气象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,按照现在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,特别是京津冀地区,还处于“气象敏感型”,我们以后的目标是要做到“气象脱钩型”。

  “虽然2021年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,但秋冬季PM2.5重污染天气仍时有发生,夏季臭氧污染有所凸显,空气质量存在短期波动风险。”谢金开说。

  在贺克斌看来,后面还有硬骨头,特别是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,作为PM2.5和臭氧污染的前体物,这两种物质,按每平方公里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,京津冀地区依然是全国最高的。

  精细化治霾,避免一刀切式减排

  专家共识认为,特别是对京津冀而言,燃煤、机动车、工业排放、扬尘等几大污染源显而易见,不同污染源不仅导致污染叠加,远超环境承载力,中国治理雾霾的复杂性要超过欧美国家。

 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科院“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”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在“大气十条”发布后曾接受采访说,中国霾属于复合型污染,不同于20世纪伦敦(煤烟型为主)、洛杉矶(机动车为首要原因)相对单一的污染源,并且超出单个城市范围,成为大面积区域性污染。

  由此,治理大气不能只靠战役式突击。在大气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战斗里,科技,始终是中流砥柱。

 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室主任景宽亲历了2013年系统监测PM2.5以来,北京的监测能力实现了“从无到有”“从有到细”“从细到精”的过程。

  景宽说,从前的北京,每46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,近年来,随着小型化传感器技术的发展,北京建成了1000余个高密度监测站点,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监测点位,覆盖330余个街道乡镇,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支撑整个监测网络的日常运维、质保质控和数据分析。

  景宽经历的近十年来,北京不仅实现了对PM2.5实时浓度的监测,还开展了PM2.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、PM2.5来源解析,为日常减排、区域重污染联防联控提供科学依据。

  随着技术水平的深入发展,近年来,通过精密的监测数据,可以得知哪些区域的排放超标,一旦超出警戒线,有关部门可及时制止责任主体的污染行为,避免了一刀切式减排。

  茫茫大气污染中,各类化学成分是企业还是机动车排放、是来自什么行业、是过去积累还是当日产生……对污染物进行“贴标”,再依靠“溯源、追因”等科技支持,继而实现有针对性的控制,这并非天方夜谭。

  作为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,王自发向记者展示了我国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“双向嵌套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式”(NAQMPS),可用来探索大气污染物产生、输送和沉降规律,继而在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稀释、扩散时,提前对排放源头进行“点刹”控制。

  贺克斌表示,具体而言,污染来源识别和源解析的科技能力,是获得了天上污染物的信息,科研人员在地面通过模型模拟等手段,去研究这些化学成分的特征,来自什么地方、什么行业,进行来源识别、来源解析;预报预警的科技能力,是通过气象条件判断天上的重污染会不会来,波及地面多大范围,各省、各行业及公众如何应对。

  此外,贺克斌还提及了近年来补上的“方案推演”的科技能力,即,如果在未来1年、3年或者5年,采取某些措施,按照正常的气象条件推演,能否实现预期减排效果。

  “这个能力,在早些年,很多城市和区域是不具备的。那时,就是定目标、做计划,先干了再说,至于完成这些计划能否实现减排目标,相关分析能力曾经是欠缺的,近些年,终于补上了这一课。”贺克斌说。

  北京直面深层次、广领域挑战

 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。业内人士认为,污染防治攻坚战从“十三五”时期的“坚决打好”到“十四五”时期的“深入打好”,意味着污染防治攻坚战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层次更深、领域更广,要求也更高。

  去年11月,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发布,突出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。除了围绕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,还强化应对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、新污染物等更广泛领域的治理工作。

  北京市委、市政府日前印发《关于深入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)》,则是对《意见》的回应与落实。《实施意见》还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,强化经济政策、科技创新、法治保障,致力于将管理措施转化为制度机制,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。

 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表示,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,《实施意见》形成了重污染天气消除、臭氧污染防治、柴油货车管控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、劣五类水体消除等标志性战役,提出了22项具体措施。

  “十四五”时期,北京市积极建设碳市场,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,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(CCER)落户北京的任务;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,严格生态空间监管,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,保护候鸟迁飞停歇地。

编辑:【梁周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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