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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急速变化之下,庞大而沉默的“二本生”真实变化

时间:2020年09月28日    热线:0311-85290821   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  “二本”人生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隗延章

  发于2020.9.28总第96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广州龙洞地区,群山环绕,植被茂密,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,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,由于年轻人众多,催生出诸多生意,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、超市、学生公寓,充满活力,却也显得简陋。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,站在楼宇之间,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。

  9月13日,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,只是由于疫情原因,校园大都封闭管理。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,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,最近,她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非虚构著作,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。在书中,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。

  “二本”是一个模糊的定义,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,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。总体而言,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“211工程”大学,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“211工程”大学,师资、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。

 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,2017年,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.4万人,录取率11%,二本录取人数是20.7万人,录取率27%。也就是说,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,一本学生只是少数,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。只不过,在舆论场上,与“211”“985”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,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。

  在写作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前,黄灯曾因写作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而进入公众视野。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,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。今年,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,此前,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。

  14年来,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。这些学生跨越80后、90后两代人,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、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。在黄灯眼中,“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,出身平凡。进入大学之后,没有太多野心,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,所持念想,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。毕业之后,他们大多留在国内、基层的一些单位,从事普通的工作。”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。

  有趣的是,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,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,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。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,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。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,中国急速变化之下,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。

  “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”

 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。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,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,“师生间存在的不是‘代沟’,而是‘渊’是‘海’”。她说。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。

  此前,她教过80后的学生,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,讨论人生意义、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。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,改变学习态度。但是,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,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、无所谓表情的脸。

 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,黄灯发现,相比80后学生,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。每当毕业季,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、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。聊到最后,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:既然这样,上大学有什么意义?

  此外,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。彼时的广州房价,历经数轮暴涨,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。她所任教的2015级,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,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、工资,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。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,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、深圳完全不同。

  与此相伴的是“屌丝文化”与“丧文化”的先后流行。2011年,“屌丝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。“屌丝文化”出现五年之后,以“葛优瘫”表情包、日剧《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》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“丧文化”开始流行网络。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: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,已无多少奋斗、反抗成功的可能,要想生活过得去,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。

  也有人选择创业。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。他毕业的2014年,正是互联网创业潮,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。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,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,比如“炮否”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,“饿了么”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,“ofo单车”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。

 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,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。他毕业之后,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,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,选择退出。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,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。这两次创业,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。

  如今,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,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,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。有时,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,发现近几年,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。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,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。

 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《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》,2015~2019届本科生,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%,其中约55%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。创业的大学生中,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。而毕业五年后,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,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。

 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。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,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从2004至2018年,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,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,增近3倍。

 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,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。毕业前,她曾尝试找工作,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,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,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。后来,她两度考研,被辽大录取。

  如今,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,大家都挺感慨,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,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,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。“我决定以后做教师,目标还是比较明确,心里踏实很多,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,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?”颜芳坤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,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。原因之一是,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,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,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.4%。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。另外,在调剂环节,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,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,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,比如:2018年,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,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,占比达31.19%。

 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。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,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,本科毕业五年之后,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。而对于那些读了“双一流”高校研究生的学生,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。

 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,近五年,无论是“双一流”还是“地方本科院校”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。此外,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,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,“双一流”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。毕业三年之后,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,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。

  从精英到大众

  黄灯出生于1974年,“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,整个社会平稳发展,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,文凭性价比高,非常值钱,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。”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结。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,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,都有着巨大差异。

 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,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。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,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,黄灯读书时,这所大学还是专科。即便是专科院校,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,“别人问你是干吗的?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,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,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。”

 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1992年,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,包含中专在内,录取75万人,录取率为25%。2018年,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,包含中专在内,录取791万人,录取率达81%。也就是说,那时每年考入大学、中专的人数,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。

 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。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,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。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,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,疯了,劝黄灯不要复读,直接上大学。黄灯听从了建议。那时,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,考上却选择复读,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。

 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,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,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,考各种她“听都没听说过”的证件。而她的大学生活,“不用担心找工作,毕业包分配。不担心生活费,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。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,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、考无数的证件。”

  当然,即便当年,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。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,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,“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,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,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。老实说,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。”相比岳阳大学,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,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“那时想都不敢想”的名人。

  黄灯毕业之后,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,第一个月工资208元。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。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,每个月只要几块钱。如果职工结婚,单位会分房。

  2005年,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,有36人参加。其中,在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,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,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。其中80%的同学,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,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,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,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。离开铁饭碗的那20%的人,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,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,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。

  1995年,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,《“211工程”总体建设规划》出台,“211工程”正式启动,获得“211”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。四年后,随着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的出台,“985工程”也开始实施。从此,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。那时,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,多年之后,大学生找工作,会因为是否是“985”“211”大学,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  与此同时,随着《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》的出台,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。1999年,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。2000年,招生220.6万人。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。连续3年的扩招后,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,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美国学者马丁·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,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%,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。2002年,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%。

  “对现状满意的一半,不满意的一半”

  1999年,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,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。2005年,她博士毕业,留在广东任教。

  此前,黄灯对广东的印象,停留在“开放”“发达”,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。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《风》的作文,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,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,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。黄灯深受震撼,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,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。

 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,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,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。2006年,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,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。这些同学来自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,仅为6人,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、化州、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。

 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。王国伟是其中一任,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。

 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,还是工作后,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“985”“211”学生的差异,均有切身体会。大学期间,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。他记得,北京奥运会那一年,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,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,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。

  毕业后,经过艰难的择业,他还是回到老家,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。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,学生毕业之后,银行是主流去向。但王国伟说,F学院毕业的学生,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,如果想去四大行,则很难竞争过211、985的学生。即便去了四大行,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。

  企业招聘中,“非211、985”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。2012年,“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,撤回学校存款”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,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。此外,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。2013年,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《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》中称,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,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、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。

 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,参加了公务员考试。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,原因之一是,相比很多招聘,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,对非985、211的学生更为公平。

 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,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,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,尚未能成行。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,“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,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,我估计是‘一半一半’,满意的占一半,不满意的占一半。”王国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如今,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,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,在那里,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,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。

  (实习生朱恩民、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。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文中姚大顺、王国伟、颜芳坤为化名。)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3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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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【郝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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